跨過瀾滄江，在保山看到了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；跨過怒江，在瀘水看到了駝峰航線的53號運輸機。這兩天的收獲非常豐盛。離開片馬鎮，駕駛海馬S7翻越高黎貢時，忽然覺得，我與69年前的那場戰爭，越來越近了。

　　上篇說到，沿著崎嶇的山道，下到博南山深谷處，通過新建的霽虹橋，跨過瀾滄江，緊接著，就是翻越羅岷山。開始的一段，山勢極為陡峭，最陡的地方約為70度，這樣的坡度看上去，簡直就是垂直的。沿著狹窄的山道七拐八拐，用了1個多小時，翻了過去，進入保山壩子。從地圖上看，這條昔日的滇緬公路，如今叫049鄉道，沿途經過了一些村子，比如，平坡、新路、阿張壩、官坡、福祿地。

    從瀾滄江算起，走了40公里的時候，接近板橋鎮，右轉往北2公里，便是馬王屯。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小村子，但村東650米處，是大名鼎鼎的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。

    中國遠征軍的3個3

　　與英國遠征軍相比，咱們的這支遠征軍其實沒走多遠，既沒跨洲也沒跨洋，就是去了趟鄰國緬甸，最遠走到同古一帶，距中緬邊境800公里。有人說這是中國近代史唯一的一次出國作戰，其實也不盡然，袁世凱就曾帶著軍隊征戰朝鮮，最后把人家的國王抓到天津了。遠征軍的規模很大，且最終是以勝利告終，可這段歷史，被塵封了好一陣。有家電視臺在昆明市中心隨機采訪，多位年輕人均表示從未聽說過中國遠征軍，只有一位老人說知道，但何年何月何事，想不起來了。

    這種現象是極為普遍的。在“星爺與海馬S7”系列游記中的第一篇里，我曾說過，小時候多次跟隨家父到衛叔叔家，當時卻一點兒都不知道，衛叔叔的父親，就是中國遠征軍總司令。長大后靠閱讀，才逐漸知道了這段歷史。大約在六七年前的9月2日，在電臺做節目，廣告時，與人閑聊天，我說，今天是徐永昌上將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。對方問，誰是徐永昌。聽我介紹后更為驚訝：抗戰不都是八路軍嘛，怎么還有國民黨？

    這幾年，遠征軍的故事逐漸浮出水面，《滇西1944》、《中國遠征軍》、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，一個又一個表現這段歷史的電視劇，雖然描寫的不太真實，夸張成分較多，但起碼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這段歷史。

    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人偷襲珍珠港，美國對日宣戰，緊接著，除了蘇聯以外，中國、英國等盟國均對日宣戰。與偷襲珍珠港同時，日軍南下，開始對東南亞諸國動武，緬甸是我國獲得戰略物資的重要通道，由于緬甸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，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共同保護滇緬公路的協議，遠征軍第一路軍長官部因此成立。之所以叫第一路軍，是因為當時還有第二路軍的計劃，目標是越南，不過這個計劃沒有執行。

    第一路軍的總司令是羅卓英，副總司令杜聿明，總指揮史迪威。下轄3個軍。此外，還有直屬部隊-李志鵬的36師，張祖武的工兵營以及炮營，憲兵隊。

    1，第5軍，軍長杜聿明，下屬余韶的96師，戴安瀾的200師，廖耀湘的新22師。

    2，第6軍，軍長甘麗初，下屬彭壁生的49師，呂國荃的93師，陳勉吾的暫55師。

    3，第66軍，軍長張軫，下屬劉伯龍的新28師，馬維驥的新29師，孫立人的新38師。

    事實上，遠征軍第一路軍成立之初，就任命衛立煌為總司令，但由于衛立煌沒能到任，于是改成羅卓英。沒到任的原因有2個傳說，第一是衛立煌墜馬受傷，第二是私下通共。

    遠征軍組建后，于1942年2月進入緬甸，到了4月便兵敗如山倒，而且職務越高，跑得越快，據說總司令羅卓英用武力挾持了一列火車，這樣的奔跑方式，日本人想追也難。總司令既然如此，軍長也不甘示弱，甘麗初與張軫一口氣從畹町跑回保山，即使擱在今天，這速度都是相當快的。后來，孫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隊退到了印度，改名為中國駐印軍，其它部隊回到國內，依然叫中國遠征軍。再往后，蔣介石將總司令換成陳誠，可陳誠指揮不動這些能夠直接與蔣介石說話的將領，上下級矛盾尖銳，傳說陳誠最后被氣的吐了血，于是，在1943年11月，總司令換成了衛立煌。也就是說，中國遠征軍雖然只存在了3年零3個月，但前后有3任總司令，正好是3個3。

    衛立煌是常勝將軍

    衛立煌出任遠征軍總司令后，隨即將司令部從楚雄前移到保山，駐扎在距離保山市區北側12公里的板橋鎮馬王屯，因為這里距離怒江前線的直線距離只有37公里。在馬王屯，衛總司令指揮2個集團軍共計20個師，渡過怒江向日軍第56師團發起進攻，直到滇西反攻獲勝，滇緬公路重新開通。當地人將這里稱為立煌營。

    衛立煌將軍是安徽合肥人，字俊如。15歲時只身前往武漢，在一所學兵營里接受了軍事訓練，隨后，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先生，20歲時，成為孫中山大本營的一名警衛。在以后的大小戰斗中，衛立煌的軍事才能得以體現，在軍中的職務穩步上升。抗戰初期，衛立煌任第14集團軍總司令，駐軍石家莊，1937年8-9月間，衛立煌指揮部隊與日軍展開激戰，大挫日軍銳氣。他的名字因而在日軍陣營中傳開，日軍華北最高司令官香日清司視衛立煌為“支那虎將”。

    雖然衛立煌在隨后的幾次對日作戰中戰績不錯，但由于他與共產黨關系較好，還曾訪問延安，并送去了大量軍火，蔣介石最終撤消了衛立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的職務，當衛立煌離開河南時，洛陽民眾數萬人焚香夾道相送。當時的河南曾流傳著這樣一首歌：中條山高又高，衛長官指揮好，飛機轟不動，大炮打不倒。活動堡壘威力大，我們守得牢又牢，打得鬼子無處逃，無處逃。

    在史迪威的憶錄中，稱衛立煌是國民黨軍隊中最能干的將領，在美國的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中，稱衛立煌是“常勝將軍”，能干與常勝，在共產黨部隊中比較常見，但在國民黨的軍人里，比較少見。

    蔣介石撤退臺灣后，衛立煌滯留在香港，1955年回到大陸，定居北京，成為國軍高級將領中，第一個回到新中國的人。1960年因患傷寒去世，享年64歲，安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。

    探訪司令長官部

　　穿過馬王屯，順著柏油路一直走，走了1.5公里來到路的終點，這里是很平緩的山頂，有一些建筑，但都比較新（上圖）。正在疑惑，有位長者出來，熱情地跟我打招呼，并請我進到院中，可隨即發現我不打算把車開進院，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，說：我們這什么都沒有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轉身走了。

    這個過程時間很短，也就1分鐘左右。事后我琢磨了半天，覺得其間的變化很奇怪。我能想出來的唯一的解釋是，他以為我是住店的客人，當發現不是，便對我失去了興趣。畢竟，對于有些人來說，滇西的這些抗戰歷史，就是一種“資源”。雖然不止一位學者反復提醒，保護、尊重歷史，不能與經濟開發混為一談。

    事后聽說，山頂的那塊地方已經租出去了，作為商業開發使用。更詫異了。能有多少人會像我這樣，千里迢迢跑到保山郊外的一個村子里，只是為了看一眼昔日的遺跡。云南旅游很紅火，但大家更有興趣的，是西雙版納、大理、麗江和迪慶。

    順著來路往回走，距馬王屯650米的時候，有一片開闊地（下圖），停車查看，心想，如果我是衛立煌，我會把營地設置在這里，起碼隱秘一些，剛才山頂的那片區域太突出了，周圍無遮無攔，敵人來架飛機，都不用瞄準，隨便扔幾個炸彈，肯定炸得著。

    在這片空地的西側，有一些廢棄的房子，雖然很陳舊，但看樣子不像是抗戰時期的建筑。據資料介紹，衛立煌當時是將這里的一個倉庫改建成辦公室和住所，后來，陸續建設了60棟營房，并有高炮陣地、戰壕、碉堡、彈藥庫等軍事設施。

    遇到一位村民，向其打探，他說這里確實是司令部，但當時的房屋早沒了，留下的遺跡，只有一些防空洞和一個馬廄。眼前這些房子，是后來蓋的，曾是解放軍預備役的訓練營。

    這些地基，不知道是不是當年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的建筑所在。

    在馬王屯村里逛了逛，很想找位知情的老人，了解一些當年的故事，可沒找到。

    馬王屯到板橋鎮一共是4公里，途中一半的地方，有個世科村，村東有個寺院，叫光尊寺。這座寺院最早是南詔國時代建立的，現存建筑是清朝所建。有的文章說衛立煌的司令部就在這里，可更多的資料顯示，長官部只是在這里舉行過會議。抗戰勝利后，在衛立煌的倡議下，在寺院里建了一所中學，叫遠征中學，李根源先生題寫了校名。現在這所學校在板橋鎮上，叫保山市第七中學。

    寺院在五六十年代遭到破壞，當時這里是糧食倉庫，如今所看到的，是2008年修復的。

    寺院恢復以后，宗教活動也相應恢復了。一個小村子擁有一所大寺院，而且是金碧輝煌，很是常見。前幾年在大寨的虎頭山上，就看見一個，規模之大，超出想象，幾乎占據了整個山頭，極為莊重，極為威嚴。看后不禁感慨，大寨是毛澤東樹立的典型，在1964年發布了“工業學大慶，農業學大寨，全國學解放軍”的最高指示，想不到幾十年后，大寨把釋迦摩尼放在比共產主義更高的位置上了。

    不管是宗教還是主義，有信仰是好事，沒信仰才非常可怕。沒有信仰的人，就會沒有自我約束，沒有自我約束，就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為所欲為，無所畏懼，往小了說，這種人會把排隊加塞、不遵守交通法當成家常便飯，往大了說，他們會干一些諸如往大米里摻毒、往奶粉里摻毒的缺德事，且毫無愧疚。

    在光尊寺里，一位長者看我拿著相機，便主動走過來，熱情地介紹，他告訴我，這間房子就是衛立煌住的地方（下圖）。

    板橋鎮

    距離光尊寺2公里處，便是板橋鎮。這里和云南驛一樣，也是西南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驛站，是昔日馬幫商隊的必經之地。

    現在的板橋鎮，西側百米開外，便是G65高速的出入口，還有320國道，可真正的老街，是鎮內的青龍街，長800余米，石板路面依舊保持著歷史原貌，兩側是前店后宅式的傳統民居，看上去古色古香。

    在《父親的戰場》一書中，章東磐先生為讀者講述了一個頗為感人的故事：遠征軍沿滇緬公路推進，在中緬邊境上的畹町，與日軍有過一場激戰。1945年元旦那天，遠征軍2軍27團2營營長劉昌順少校，帶隊向日軍發起攻擊，日軍陣地被拿下來了，包括劉昌順少校在內的數十位勇士，犧牲在了這個叫黑猛龍的地方。27團干事劉志聲上尉，奉命將劉少校等3位軍官的遺體，送至芒市烈士陵園安葬。

    到了芒市，烈士陵園尚在籌劃中，劉上尉遵命將烈士遺體先行安葬，做了詳細記錄并上交后，返回部隊復命。不久，滇西戰役結束，劉上尉復員，回到了家鄉——板橋鎮。

    50多年后，已逾古稀之年的劉老伯忽然聽說，他親手安葬的3位烈士，并未進入烈士陵園，于是，劉老伯兩次前往芒市，試圖找到3位烈士的棺材，但在挖開的3個坑穴里，只看到了黑紅色的土。劉老伯將3包土送到德宏州政協，政協領導立即同意將血土葬入遠征軍烈士陵園，但因預算不足，豎墓碑需要再等一段時間。劉老伯分外激動，給政協領導行了個軍禮：首長，我代表3位死者的在天之靈，感謝首長寬宏大量的搭救之恩，允許我把他們的血土帶進墓園。

    回到板橋，劉老伯在幾位退休老人的資助下，湊了1000多元，刻好了墓碑，送到芒市。政協領導給劉老伯回信說，碑都立好了，其中，劉昌順少校的碑有2個，因為原碑找到了。隨信還送來了墓地的照片。

    原來，芒市公安局的一位退休干部，在當地一位教師家里，找到了當年為劉昌順少校立的墓碑，教師開始不同意取走墓碑，因為他家一直用這塊墓碑當搓板洗衣服——你拿走了，我家怎么洗衣服？

    最后，這塊墓碑還是回到了劉昌順少校的墓前。也許，這是遠征軍中唯一有2塊墓碑的墓地。

    劉老伯前往芒市尋找墓地的過程中，退休老人蘇漁耕先生不僅積極參與，并在經濟上給予資助，還幫助劉老伯與政協聯系。在芒市期間，兩位老人面對30元一天的旅館有些力不從心時，來自板橋的包工頭提供了住宿與餐食，并派工人幫助老人一起挖坑找墳。

    劉老伯1942年參軍抗日，1945年復員后，重操舊業——繼續當小學教員，新中國成立后，這位前國軍上尉，以“一般性歷史問題”，安排到糧食站當會計，一直干到退休。退休工資加補貼共計52.3元，為了補貼家用，劉老伯在自己家里開了個花圈店。

    讀到這個感人的故事，我很想拜訪一下劉老伯，板橋老街并不長，很快就找到了花圈店，進門問，確實是劉家的，但劉老伯已經去世了。